孵化器30年 | 中国首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的发展之路

栉风沐雨三十载  不忘初心谱新篇

——中国首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的发展之路

2017年，这是中国孵化器的而立之年。30年前的6月8日，在武汉市武昌丁字桥路10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通讯兵站）——一个杂乱无章、荒草丛生的四层闲置营房里，中国第一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1991年11月21日改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诞生。

一块牌子、一部电话、5辆自行车、5个四处散发“招‘蛋’入孵”小广告的年轻人。谁能想到，这就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孵化器的所有家当。谁又能想到，短短几年时间，这粒创新服务的“小火种”就在神州大地燃起了熊熊火焰，如今还漂洋过海输出到了国外。

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地——武汉东湖丁字桥108号

30年来，作为中国孵化器事业的发源地，东创中心积累了沉甸甸的荣光：孵化了2172家科技企业（武汉1303家、苏州682家、成都187家），造就了像陈义龙、张海澎、王丽丽、孙文、孙小蓉等一批本土企业家队伍，孵化培育了凯迪电力、三特索道、凡谷电子、楚天激光、开目软件、银泰科技、立得空间、四方光电、悦然心动、安天信息等一批本土新兴产业的源头企业和龙头企业。

作为中国第一家孵化器，东创中心曾编写了中国第一本《企业孵化器教程》；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对孵化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的大门，建设了中国第一条科技创业街；第一个走出国门建设海外孵化器；第一个尝试孵化器产业化理念……东创中心创造了很多“中国第一”。

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举步维艰。

光谷创业街

艰难的开始：不被认可和理解

“从成立的那天起，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就已经在运转了，但是真正‘玩得转’，却经历了很多波折。”谈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成立之初的发展，该中心主任龚伟如此表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下海大潮泛起。武汉市政府根据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建议，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的东湖地区，成立“东湖智力密集小区规划办公室”。1987年，东湖智力密集小区规划办公室向武汉市科委写了请示报告，希望成立“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并先期租房和招聘。

那一年，33岁的龚伟放弃武钢技术员的“铁饭碗”，通过笔试面试，与规划办公室抽调的杨念群、田泳汉，以及从武汉邮电科学院研究所调来的通讯学研究生赵庆、武汉纺织机械厂调来的梁雯一道，成为东创中心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那时，武汉民间兴办的科技企业达200多家，但龚伟和他的小伙伴的工作却一点都不好做，因为知识分子下海在那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

成立不久后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

就在东创中心成立前不久，武汉市一名科技人员帮助乡镇企业做了技术改造，还被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以“技术投机倒把罪”判了刑，罚了600元，关了300多天。

龚伟和他的5人小组连夜赶制“招‘蛋’入孵”的小广告，第二天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到附近高校的告示栏中粘贴东创中心的简介。结果因“扰乱学校教学秩序”，龚伟被武汉大学保卫处的同志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一通。

不光民众不认可，武汉市的工商、税务、水、电等主管部门也都不买他们的账。

龚伟说，东创中心成立之初，武汉市科委组织对“创业者中心”的成立与发展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当年9月25日，武汉市编制委员会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的复函》。至此，东创中心拿到了上级批文，正式获准成立。该中心被赋予了代表创业者的主管部门办理执照，以及作为银行贷款担保人的权利。可当真正办理起来，却是四处碰壁。

之后，在武汉市科委的提请下，时任武汉市市长到东创中心考察，才算“立了正统”，创业者的“保护伞”才算是撑起来了。

街道口洪山科技大楼

步入正轨：经验被输送全国

市长“立了正统”之后，龚伟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呈交给原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之后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来到武汉考察东创中心这个“怪物”。用龚伟自己的话说，“在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完全搞懂时，各地就来学经验，油印材料都被抢光了”。

令龚伟没有想到的是，武汉成立中国首家孵化器的报告送到原国家科委后，得到重视，龚伟和他的工作小组被邀请参与了中国孵化器战略纲要的起草。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火炬计划”正式实施，武汉经验被复制开来，科技企业孵化器被列为“火炬计划”重要内容，开始在中国遍地开花。

其实，谈到东创中心乃至中国孵化器的发展，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孵化器启蒙者”、时任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基金会主席鲁斯坦·拉卡卡。

1987年5月，鲁斯坦·拉卡卡来到中国，向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建议，希望中国尝试一下发达国家开展的新技术“孵化器”建设。

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就宣告成立。1987年12月，东创中心得到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认可。1988年1月，鲁斯坦·拉卡卡来到武汉，参观这个初生的中国首个孵化器。他对5位工作人员说：“这是我在世界上见过的最简陋的孵化器，但你们的理念和服务精神却是与世界接轨的，你们很有前途！”

鲁斯坦·拉卡卡的考察及认可，让这件事在中国孵化器历史上成了指标性事件，也是后来各地学习武汉经验的一个推动力。

2007年，在中国科技企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80岁高龄的拉卡卡应邀出席孵化器高峰论坛，拉卡卡当众出示一张照片，这是1987年拉卡卡第一次来汉时，一位勇敢的年轻人向他推销发明的新产品时的场景。

2017年5月，中国孵化器建设30年，科技部火炬中心为鲁斯坦·拉卡卡和龚伟颁发了荣誉证书。丁亚·拉卡卡代已逝的父亲领奖，他说，中国孵化器的历史，从武汉东湖开始计时，“如果父亲知道中国的孵化器数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一定会非常欣慰”。

据科技部火炬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纳入火炬计划的众创空间有4298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有3255家，企业加速器有400余家，三者累计近8000家，从孵化器走出的科大讯飞、软通动力、以岭药业等知名科技企业上市公司，已占创业版的1/6，“新三版”挂牌企业1/10，总市值达2.7万亿元。

在孵化器发展的原点——武汉，截至目前建有221家孵化器、130家众创空间以及73家大学生创业特区，平均每天诞生科技创业企业65家。30年来，仅在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里，就走出了凯迪电力、武汉凡谷等144家上市公司。

作为第一家孵化器，东创中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知识分子吃“皇粮”的意识习惯，支持他们创业当老板，改变了区域经济靠财政直接投入的格局，为创新提供局部优化环境、提供创新服务，让有成长性的科技企业获得成功，创造税收和就业岗位。“孵化器最大的意义在于，让知识分子拥有了独立的人格。”龚伟表示。

中北路东湖创业中心中试基地

历史性变革：不被认可和理解

从刚开始的不被理解，到后来的经验被复制，输送全国，这一切让龚伟感到欣喜，毕竟经营中国首家孵化器，里面有太多的不易。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遍地开花的时候，他们被“逼”着，又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0年前后，武汉市政府提出：依靠市场力量来建一个规模型孵化器——光谷创业街。由此东创中心开始了改制。

当时的背景是，从1987年到2000年，全国孵化事业在火炬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发展迅猛，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其孵化器发展的数量、质量、政府投入的资金和政策力度，都远远超过武汉，很多武汉科技人才都被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去创业发展。

在此情况下，武汉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步伐的政策，并决定在当时启动伊始的光谷建设一个规模型孵化器——光谷创业街，吸引高校老师、科技人才、青年学子投身于光谷，从事科技创业活动，“截留”到异地去创业的科技人才和团队，增强光谷、武汉科技创新的活力，“这是建设光谷创业街的要义”。

与光谷创业街同期规划的项目还有光谷电子广场，为当时武汉市政府、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两大重点工程。因时值光谷刚起步，限于当时武汉东湖高新区政府的财力，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决定，光谷电子广场采取“官建”的方式，而光谷创业街则由民间集资营造。

丁字桥科技服务中心

“当时中国已有几百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全部都是由政府投资建设，没有一家是民间资金建设的；企业孵化器的营运服务费用也全部都是财政支付，没有一家是靠自身的利润维持的。”龚伟表示，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2003年，东创中心由一个正县级的事业单位、一个行业的标杆机构改制成为民营股份制企业，同时也意味着改制后的东创中心将独立承担光谷创业街的建设与营运风险。

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一个创举。而最终，东创中心不负众望，依靠团队的努力，依靠市场机制，筹集了近8亿元的社会资金。没用政府财政的投资，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个超大规模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开创了民间资本投资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先河，多次被科技部、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东湖高新区作为创新典范在全国大会上作经验推介。

当然，从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改制为一个市场型的孵化器，龚伟坦言，这个过程很难。其中最难的就是缺少资金。

龚伟表示，孵化器孵化成功一个企业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当时，东创中心的孵化率是75%。30年前，武汉市科委给东创中心拨款70万元，全部存入了中国建设银行洪山分行，存一贷三，可贷出210万元，惠及20多家企业，可是最后仅3/4存活，钱都赔给了银行。

为了找钱，东创中心摘掉“红帽子”，走向市场。那时候的龚伟，曾被媒体报道说“言必谈钱”。

尽管如此，愿意投资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即使有几个愿意投资的，资金也总是迟迟不到位。

关山三路创业广场

走投无路下，龚伟找到20多家从东创中心孵化毕业的企业，跟他们商量：学长能不能给后来者建个学校，出首付收房租支付按揭。结果一上午就有了1200万元的认购，第一代光谷创业者成了投资人，成就了后来的SBI创业街。因为房租便宜，一期7栋楼房没建完，创业者全进来了，他们中的九成以上是大学毕业生。“400家企业共一条街，10000名创业者同一个家”成为现实，也为社会资金提供了参与孵化器投资、分享地区经济增长收益的机会。

如今的光谷创业街已不再是“市郊”，而是创新创业的热土，更是黄金地带。先前投资创业街的第一批孵化企业早早还完了按揭。10余年时间里，这条创业街孵化了1300多家企业，6家上市公司，产生了30多个亿万富翁，真正形成了创富神话。特别是随着孵化物理空间的扩大，在孵化企业税收日益上升，从2007年开始，近400家在孵企业每年向国家上缴税金超亿元；目前毕业企业已超过1100余家，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纳税近8亿元、向国家纳税约23亿元；累计直接提供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年轻大学生就业岗位8万多个。

SBI创业街

瞭望未来：不忘初心再出发

“投资人拥有，创业中心管理，创业者使用”——这是东创中心在建设光谷创业街时，大胆探索出来的产权式孵化器新模式。

在龚伟看来，产权式孵化器与简单的房地产开发有着本质区别。房地产开发只能获得一次性税收；而做孵化器，政府除了获得规模的企业产业、规模的就业人群，更获得了可持续的税收来源，并且不断增长。

可是在中国孵化器走过的30年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服务不足”，很多孵化器只单纯依靠收房租获利，“去地产化”曾是中国孵化器多年的重点工作内容。

龚伟表示，坚持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服务宗旨，既兼顾投资人的利益，又促进自身的高速发展，必须通过服务。“如果小富即安，简单靠做房东也能过上安逸日子，但那样慢慢就会失去孵化器的意义。当时我们做创业街，并没有满足于靠着房地产红利吃租金，而是通过各种优惠、补贴吸引服务资源，将创业街建设成资源整合的平台，吸引培育更多的年轻人创新创业。除了要把物理空间建设好，更要精心打造好空间里的内容服务，让入孵企业获得规划设计、政策辅导、项目牵引、专家帮扶、投资跟进、平台支撑等多种服务，这才是孵化器的根本。”

自成立以来，东创中心就一直秉承为企业服务的理念，砥砺前行，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如今，在孵化平台爆发式增长，创新创业异常火爆的情形下，东创中心的重心已经从当年的“孵化企业”走向了“孵化城市”，在国际化征程和新城镇化建设方面衔枚疾走。

也许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园区国际化、特色小镇是近两年才突然火爆起来的概念，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市场需求的迸发，让产业地产商甚至是传统开发商都趋之若鹜。殊不知，先知先觉的东创中心已经在这条道路上默默潜行耕耘多年。

早在2009年，东创中心就在比利时布局了中比科技园，成为第一批走出国门进行市场化园区运作的先驱者。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东创中心在湖北云梦建设了一个“东创孵化小镇”，以经济平衡的理念和“众筹、众包、众建、众享”的路径，形成一种“以小镇孵化小镇”的创新模式。

从一枝独秀到遍地开花，从“孵化企业”到“孵化城市”，在中国孵化器发展史上，东创中心多次开创了先河。回首一路走过来的历程，有泪水，也有喜悦。而面对今天和未来，龚伟说，要居安思危，不仅要警惕服务方式的疲态和异化，更要防止老体制、旧传统的回归。“离开了体制与服务的创新，我们将一无所有！”

今天的中国，与3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对外开放、创新发展的今天，作为“中国孵化器第一人”、创新服务业的代表，龚伟表示：“要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国际征途中的广大创新型企业和奋斗在新城镇建设中的芸芸科技创业者们。这是新时代的使命，更是我们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孵化器发展30年之后，我们还要重新出发，创造更灿烂的辉煌业绩，不负这个黄金年代！”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7年9月18日16版